【随感】太宰春台与“屠龙术”
大家好,我叫于昊甬,目前是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的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江户时期的春秋学。本公众号“何器斋”,得名于自己给自己取的所谓“斋号”(这一股书生的“酸腐气”如何),是为与大家分享日常读书学习之中的感想与见闻而创建,目前计划有“随感”、“所见”两个栏目,更新频率暂定为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不专思考、不主考据,发布的文章仅仅是个人觉得有意思的一些只言片语,弱水之一瓢、鼎尝之一脔,若可稍博诸君一笑,则吾愿也。
近日在读渡边浩的《日本政治思想史 十七~十九世纪》(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1,来弥补自己有关江户思想史基础知识的不足。非常惭愧,这本书我边做笔记边读,已经读了大半年,结果才进行了大约一半左右。我已经就博士生到底该怎么进行日常阅读的问题请教了至少三位师兄。结论之一是,还是我自己的日文阅读能力不够熟练,只能边读边提高。

第十一章“无赖与放伐——徂徕学的崩坏”,渡边老师截取了江户大儒荻生徂徕(1666-1728)之门人、太宰春台(1680-1747)的《经济录》2一书的部分序文,其中有“屠龙之术”一词。序的原文由日语的汉文训读体写成,将这一部分粗略按古代汉语翻译如下(恐有遗误,感兴趣的读者望对照原文为盼):
“凡经济,虽古今异时,中华与日本异俗,行是术者则无少异。若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宜于此国而不宜于彼国者,不可云圣人之道。行此则可得而行,而不行云者,在乎行之之人。四方万国日月所照之地,不可有不行圣人之道之处,况日本自往古以来,即为用圣人之道为治之国,虽为末世,未必不能再兴。若有英雄豪杰之人见用于上,得时而施其术,则先王之道、孔子之教行于海内而万民被其泽,可计日而待也。昔人费千金而学屠龙之术,却无可屠之龙,终空一生。呜呼!如纯(即太宰春台。名纯,号德夫)者似是也。虽然此身如斯而终,所学得之屠龙之艺,必徒然为土中之物,惜之而录于拙笔、藏置于筐中。广大世间若有欲得龙而思屠之者,愿潜授此而赞其谋,是纯平生之微志也。若此中有万分之一可见取用,此身虽死如生。汉贾谊之长太息而献治安之策于文帝,其身在朝士之列故也。今纯,草野之民也,何敢效贾生之为。只不堪愤懑,聊吐胸中之蕴耳。”


按照渡边老师的解释,荻生徂徕一门的学问专主“治理天下国家之道”,但徂徕在世时向当时的政治实权中心、江户幕府的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建言献策、谋求“中兴”“改革(立替)”,并希望自己的门人弟子也由此逐一获得任用的期待并没能实现。于是,不仅徂徕自己在临终时陷入到对德川之世的悲观情绪里,他的门弟子们也必须要面对在自身学问无法应用于现实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自处的问题。太宰春台选择的道路是不轻言放弃,继续向将军进行政策提案,这部《经济录》就是他在徂徕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所写成,所谓“经济”,即是“经世济民”之意,这样的书名已将其主旨和盘托出。但这篇提及“屠龙之术”的序言,却可谓是太宰春台真实心境的表达吧。
相信熟悉《庄子》的朋友们一见便知,所谓“屠龙之艺”,出处即是《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同“殚”字)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大意是,朱泙漫这个人跟着名叫支离益的人学习屠龙,荡尽千金家产,耗费三年时间,终于学成屠龙的技艺,只可惜没有龙让他去屠,学到的那些技巧没地方使用。听起来是一个挺悲伤的故事。太宰春台在《经济录》的序里,就是用“屠龙之术”来比喻自己的学问本领。但他并不是认为自己的学问本身没有价值。他深深的知道,先王之道、孔子之教,是超越古今和地域的、最具普遍性的治理之道,而且,日本自从古代以来就是用这样的道理来治理的。这样说来,若此竟为“屠龙之术”,那在历史上也出现过真正有龙可屠的时代。之所以他终究无处施展其技艺,恐怕还是因为他身在德川之世、是“草野之民”,而非贾谊那样身处汉世、“在朝士之列”。
事实上,江户时期的儒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身为统治阶层的武士们的重视,但终究没有建立类似同一时期的中国和朝鲜那样的科举制度,儒者们只是世俗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官僚,亦不是地主,也不具备参与现实政治的制度化的途径,维持生计颇为不易。他们要么成为“町儒者(小镇作儒家)”,通过开办自己的私塾、收取学费或者四处周游、造访富家之门讲经说理来谋生,要么成为“御儒者”,去做将军或者大名的家臣,给主君讲学并协助主君从事记录编纂、书籍调查之类的工作,来获得一定的俸禄。他们也常常同时身兼汉方医生的职业,而这还是主要出于讨生活的考虑。更何况,对于当时的一般百姓而言,汉诗、汉文和儒学在本质上不过是类似茶道、花道、香道、书法一样“游艺”罢了。所以,儒学、儒者在江户日本的地位,与中国、朝鲜相比,简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终德川一世,能够在政治中枢大显身手的儒者,恐怕只有新井白石(1657-1725)一人,而他所主持的各项充满儒家(朱子学)色彩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在其身后亦悉被废除。故而怀抱着充满浓烈现实指向性的徂徕之学的太宰春台,在这篇序言里发出这样悲凉的慨叹,我们也不足为奇了——我这一生所学屠龙之艺是要随我入土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可惜,就把它记录下来、藏在书筐里,如果有谁想着要去屠龙,我愿意由此悄悄把这项技艺传授给他。而其中要是有万分之一的部分能得到取用,那我也就虽死犹生了!

针对《庄子》列御寇这篇“屠龙术”的故事,唐代的成玄英说:“屠龙之事,于世稍稀,欲明处涉人间,贵在适中,苟不当机,虽大无益也。”清代的宣颕也说,“是以君子不贵绝艺,而贵中庸之道。”君子处世,贵在“中庸”,学习、运用的学问本领不能太大、太偏(特别是什么“冷门绝学”),否则时候不对,派不上用场,岂不是得不着什么好。但是我又想到所谓“孔子伤不逢时而作”的《猗兰操》:“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似乎汲汲求用,只是器量狭小之人。话说回来,学虽然有“为人”、“为己”之别,而君子求道修德固主在己之身,但此处太宰春台的悲呼,又难道不是出于对其所在的德川之世的关切,和对他所知所学的“先王之道”、“孔子之道”的普遍性、真理性的真挚信念吗?这和孔子周游列国时的心境,是不是也有些许相似之处呢。则其所求见用者,又自别于俗之“为人之学”也。
自己的博士生涯才刚刚开始,对于所选择的研究题目,乃至于人文学术探索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还没能到达具有充分信心的程度。在目前的印象里,现在的人文类学术研究,似乎是把“屠龙之术”放置到一个可以无需与现实社会有充分接触而单凭其自身即可完成运转的巨大机制之中了,倚赖“单千金之家”、费十数年而成的“屠龙”的技艺,纵使无真龙可屠,或也可以通过这门手艺的不断精进与传承来维系生活。真的是这样的吗?或许我太过年轻,口无遮拦,若有触犯,还望大雅君子们宽谅。不过还是想起来下面这个著名的表情包:“老师,您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终)

*本文所用插图来源于网络。
脚注
渡边浩:《日本政治思想史 十七~十九世纪》,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 ↩
太宰春台《经济录》木活字本: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260230/1?ln=ja ↩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何器斋」,2024-04-29 · 阅读原文